在中医内科杂病中，“四大证”中的臌证属于较常见而难治的病证之一。此病大致又有水臌、气臌、血臌、虫臌……之别。我从弱冠行医时就经常遇见这类病证，特别是水臌，经治较多。应该说，在寻求水的治法和方药方面，仍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之中。
大约在16岁那一年，先严奉仙公（清末“苏北三大名医之一，长于内科及疫病）教读《素问•腹中论篇》，书中载述“有病心腹满，旦食则不能暮食，名为鼓胀。治之以鸡矢醴，一剂知，二剂已”。当时先严告谓：“古方‘鸡矢醴'（包括《素问》鸡矢醴和《宣明论》、《千金方》鸡矢醴散等）今已罕见沿用。于鼓胀之治，须注意金元以后诸家治法”。十余年后，我第二次到上海行医，与张赞臣先生合组诊所，创办《世界医报》。1931年，曾有一位在西医医院确诊为“肝硬化腹水”的男性患者求诊。其腹胀如鼓，面色暗黄，手足心热，身有漐漐微汗，便秘溺少。已抽过几次腹水，旋抽旋生，苦不堪言。患者证实体虚，上气不足以息。我用胃苓汤加甘遂、参、附子与服，终未获效，越数月而病故。按此证，实即《金匮要略》所称之“女劳疸”，仲景未立治法，后世亦缺乏良方。我从医疗实践中体会到在处治上的棘手，正如《中藏经》所说：“……百病难疗者，莫出于水也”。其后几乎每年都要诊治臌证，我大多按照《景岳全书•杂证谟》提示的治法，即“……若察其病由中焦，则当以脾胃为主，宜参、芪、白术、干姜、甘草之属主之；若察其病由下焦，则当以命门母气为主，宜人参、熟地、当归、山药、附子、肉桂之属主之。如果气有痞塞，难以纯补，则宜少佐辛甘，如陈皮、厚朴、砂仁、香附、丁香、白芥子之属；如或水道不利，湿气不行，则当助脾行湿，而佐以淡渗，如猪苓、泽泻、茯苓之属……遵循上述治法，效验并不理想。或有少数患者似颇见功，但终难获得痊愈。再者，在临证中我还体会到不少先贤的经验之谈是十分可贵的。如 元•危亦林所撰《世医得效方》中说：“……若脐心突起，利后复腹急，久病羸乏，喘息不得安，名曰脾肾俱败，不治。……腹大满而下泄，不治。”危氏所说的病情，我曾不止一次地经见施治过，实多预后不良。特别是“脾肾俱败”，在晚期肝硬化腹水是较常见的病理，辨证处治，甚感掣手，应该引起我们临床医生的高度注意。
对于臌证的治法，是以攻为主，还是以补为主，或是攻补兼施，历来是有争议的。张子和立浚川散，属于攻水为主的治法；前人或有用舟车神佑丸、禹功散等方者。朱震亨《丹溪心法》认为臌证“病起于虚，急于作效……病者苦于胀急，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，不知宽得一日半日，其肿愈甚，病邪愈甚，真气愈伤，去死不远…… 故在治法方面是慎用攻逐的，不过他给后世也留下了一个攻水较常用的舟车（神佑）丸方。
我个人的看法，只要是证实而体未大虚者，仍当以攻逐水邪为主，但必须掌握“审证的确”，掌握好用药分寸，布署好攻下后的调理。
在诊余习读中，我从《傅青主男科》中看到一首“决流汤”方，觉其制方简捷可取。1935年，上海仁济医院徐医生介绍该院一位姓张的工友请我诊治。患者四十余岁，患水臌重证，腹部膨满甚，腹胀上至两胁，气急而喘，小便不利，口干而燥。经医院放水3次，每次腹水穿刺后，旬日即又复胀。外观脐部突起。治当逐水利湿、温复肾阳。处以傅氏“决流汤”，方用黑牵牛
从上述案例，使我对傅氏“决流汤”深感兴趣。细绎此汤，大有经方遗意，立方标本兼顾。黑丑、甘遂、车前子，行水以治其标；肉桂有引水入膀胱之功，重在温阳以培其本。以后我又以此法治慢性水臌证，同样获得良效。这里须予指出的是，“决流汤”亦见于陈士铎《石室秘录》，书云：“水鼓，满身皆水，按之如泥者是。若不急治，水流于四肢而不得从膀胱出，则变为死证而不可治矣。方用决流汤，牵牛、甘遂各二钱，肉桂三分，车前子一两，水煎服。一剂而水流斗余，二剂即全愈。断不可与三剂也……实际上，我治张姓工友患者，即服了3 剂，嗣后予以调补脾胃，并未产生流弊。可见读古人书又不可泥于句下。由此还体会到我们在临证时，要提高对疑难病证的治效，必须多读书、多思考，并密切结合医疗实践，不断地探索前进，精益求精。这样才能较快地丰富个人的学术经验，有利于卫生保健事业，施济于广大患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