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伤寒论》是汉末张仲景于公元200年前后写成的，距今已有1800多年了，是中医学的第一本经典临床著作，至今仍在指导中医临床实践。但因其文词古奥，义深意远，令后人难于领会经旨，因此，研究和探讨《伤寒论》的结构体系和写作特点，以期寻找读懂《伤寒论》一些规律和方法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一．六经病的提纲证
第1条：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。
第180条：阳明之为病，胃家实是也。
第263条：少阳之为病，口苦，咽干，目眩也。
第273条：太阴之为病，腹满而吐，食不下，自利益甚，时腹自痛。若下之，必胸下结硬。
第281条：少阴之为病，脉微细，但欲寐也。
第326条：厥阴之为病，消渴，气上撞心，心中疼热，饥而不欲食，食则吐蚘。下之，利不止。
以上六条，被后人称为《伤寒论》六经提纲证，均以“之为病”的方式来描述，起到提纲挈领的高度概括作用，应当加以重视。其中，太阳及少阴均提及脉证，其余四经病未提及脉证。阳明病以“胃家实”为病机，“胃家”包括胃及小肠大肠，为病位，“实”为病理特点，为核心字眼，未提及症状，其余五经病均为脉证，未提及病机。少阳病以“口苦，咽干，目眩”为提纲，提示少阳病容易气郁、化火的特点，因邪热郁在半表半里，既不能走表通过汗解，也不能走里通过吐下祛邪外出，因热为阳邪，其势炎上，故邪热上走，试图通过头面孔窍排邪外出，因此多表现为“口苦，咽干，目眩”，以及“目赤，两耳无所闻”等症。
二．六经病的结构体系
《伤寒论》中的三阳三阴六经病，所占篇幅有详有略，有显有隐，但其证候种类不外乎以下几种：本证、兼证、变证和类似证。其中太阳病篇共178条，占了四成的条文篇幅，其证候种类最全面，涵盖主证、兼证、变证和类似证，其余五经病或未完全涵盖以上四个方面，但亦可以此类推和演绎。
本证是指本经病的主要的经典的证候，每一经病均有代表方证，如太阳病之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，阳明病之白虎汤证和承气汤证，少阳病之小柴胡汤证和黄芩汤证，太阴病之理中汤证，少阴病之四逆汤证，厥阴病之乌梅丸证等。仲景还举例提到方证禁例，如桂枝汤的禁例“桂枝本欲解肌，若其人脉浮紧，发热汗不出者，不可与之也，常须识也勿令误也”，麻黄汤证禁例有“咽喉干燥者，不可发汗”等等，提醒后世，方剂有适应症，更有禁忌症。
兼证就是在本证的基础之上兼见的证候。例如，如太阳中风，兼有“微喘者”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，兼有“项背强几几”者用桂枝加葛根汤。在营卫不和的前提下，前者兼有肺气不利，后者兼有太阳经输不利，均非太阳中风主证里的证候，故称为兼证。这些只是张仲景举例说明，未列全面，可以类推。如清代徐灵胎认为用桂枝汤治疗营卫不和，营气虚者加当归，卫气虚者加黄芪，这些内容并不是《伤寒论》固有的，而是徐灵胎活学活用的结果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。
变证是指因为失治或误治等原因，原有疾病未完全消除，新的症候又出现了。如“伤寒表不解，心下有水气”的小青龙汤证，外有寒内有饮，外寒为新感，内饮为宿疾。再如“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，起则头眩，脉沉紧”的苓桂术甘汤证，“昼日烦躁不得眠，夜而安静，脉沉微，身无大热”的干姜附子汤证，“汗出而喘，身无大热者”的麻杏甘石汤证，“发热，下利，汗出而喘”的葛根芩连汤证等等。
类似证是指与原疾病类似，但已不是原来疾病了，而是出现了新的病变。如“伤寒，脉结代，心动悸”的炙甘草汤证，这个病是从伤寒来的，因为汗出太过，心阴（血）不足，心阳不振，以致出现脉结代、心动悸等症。
三．条文内容的结构特点
《伤寒论》398条条文大体按原病证、既往史、现病证和治疗方法四要素法来描述。《伤寒论》原文中具有结构规律的原文约占75%左右，依据原文的结构规律特点，将该类原文分为四个部分：即原病证（第一要素）、既往史（第二要素）、现病证（第三要素）、治疗方法（第四要素）等四部分，其每一要素在原文中又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。部分条文不具备以上四个要素结构，只有三个要素或二个要素。在《伤寒论》中，张国骏老师统计有30%左右的原文符合四要素结构，15%左右的原文符合三要素结构，15%的原文符合二要素结构。另外，有近15%的原文符合特殊四要素结构。如原文24条即属于四要素结构：“太阳病，初服桂枝汤，反烦不解者，先刺风池、风府，却与桂枝汤则愈。”其中“太阳病”为原病证，“初服桂枝汤”为既往史，即原病证的治疗史，“反烦不解者”为现病证，“先刺风池、风府，却与桂枝汤”，为现病证的治疗方法。符合四要素结构的原文，仅在太阳篇就有30多条。
不具备四要素中某一、二个要素的原文，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前后或上下的条文推理分析出隐藏的其他要素。如：
221条：“阳明病，脉浮而紧、咽燥、口苦、腹满而喘、发热汗出、不恶寒反恶热、身重，若发汗则躁，心愦愦，反谵语；若加温针，必怵惕烦躁不得眠；若下之，则胃中空虚，客气动膈，心中懊憹。舌上苔者，栀子豉汤主之。”
222条：“若渴欲饮水，口干舌燥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”
223条：“若脉浮、发热、渴欲饮水、小便不利者，猪苓汤主之。”
如果仅看222条及223条，则只有现病证和治疗方法两个要素，但参看其上条221条可知其他两个要素是：原病证为“阳明病，脉浮而紧、咽燥、口苦、腹满而喘、发热汗出、不恶寒反恶热、身重”，既往史是“若下之”。
不同的原文，其结构规律不尽相同。重视研究并掌握原文的结构规律，对于学习《伤寒论》至关重要。
四．以方名证及以方类证
历代皆重视《伤寒论》的方证研究，因为书中多次出现方证概念，其主要内容以方名证，如桂枝证（第34条）、柴胡证（第104条）等名称，是以方名证的范例。《伤寒论》主要构成内容是“证以方名，名由证立，有一证必有一方，有是证必有是方，方证一体”的诸多方证，是论述某方剂的适应证即某方证，如桂枝汤方证、麻黄汤方证、承气汤方证等。
清代徐灵胎著《伤寒论类方》，将《伤寒论》全部方剂，按方名归类、编次，先列方药组成及服用法，后论主治、间附按语，列述桂枝汤、麻黄汤、葛根汤、柴胡汤、栀子汤、承气汤、泻心汤、白虎汤、五苓散、四逆汤等类方共91首，最后不能归类的列为“杂法方类”，计22方，总计113方。
五．方证相应与辨证施治
《伤寒论》的条文书写是方证同条，先证后方，方随证立，方证相应。条文的排列有序，前后呼应，描写方法有规律可循。张仲景被后人认为开创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先河，表现在第16条：“太阳病三日，已发汗，若吐、若下、若温针，仍不解者，此为坏病，桂枝不中与之也。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。桂枝本为解肌，若其人脉浮紧，发热汗不出者，不可与之也。常须识此，勿令误也。”其中的“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”，即是辨证施治的很好体现。相似的表述还有97条：“服柴胡汤已，渴者属阳明，以法治之。”仲景言下之意，未能方证相应者，则需“随证治之”，即辨证施治了。
仲景在101条言：“伤寒中风，有柴胡证，但见一症便是，不必悉具。”根据对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诸条文的理解及临床实践，体会到其它方证亦有如此特性。清代柯琴在《伤寒附翼》中桂枝汤条后说：“但见一症便是，不必悉具，惟以脉弱自汗为主耳。”李心机教授在《伤寒论通释》中更是明言：“但见一症便是，不必悉具，不仅仅是对柴胡证而言，在中医学中，它适用于所有的病证。”这很好体现了用经方抓主症的特点。
六．在理法方药中广泛运用对比法
1.条文排列上的对比法
如第2、3条对比伤寒、中风之不同，是太阳经证的两大类型；太阳病篇先论结胸又举脏结，厥阴篇370条论虚寒利，371条则言实热利，以及380条正虚致哕与381条邪实致哕的对比，比较寒热虚实之不同病机与证候，使读者更易理解和掌握。
2.条文内容中的对比法
在条文中的对比法亦不乏其例，如膀胱蓄水证与中焦蓄水证同见于73条，190条阳明病有能食之中风与不能食之中寒对比，338条蛔厥与脏厥的区别，以及第7条发于阳与发于阴的辨证纲领，56条的表里之辨，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3.证候多少的对比法
在列举证候时，仲景往往以证候的多少，提示表里证的孰轻孰重，孰缓孰急。如大青龙汤证是以表寒为主，兼有里热，故表证言“脉浮紧，发热恶寒，身疼痛，不汗出”。而里证仅举“烦躁”一症；小青龙汤证是内饮重于表寒，故表证只言“发热”，而里证却详列“心下有水气，干呕……咳，或渴，或利，或噎，或小便不利，少腹满，或喘者”。再如柴胡桂枝汤证的太阳少阳俱重，故云“发热微恶寒，肢节烦痛，微呕，心下支结”，太阳少阳对半列出，就其方药，亦是柴胡汤与桂枝汤各半。
4.方剂命名的对比法
《伤寒论》虽只有113方，但方剂命名大有讲究，或以主药命名，如桂枝汤、麻黄汤；或以功效命名，如建中汤、理中汤；或以合方命名，如柴胡桂枝汤、桂枝二麻黄一汤；或以大小命名，如大小柴胡汤、大小半夏汤、大小承气汤、大小建中汤、大小陷胸汤等。仲景立方精而不杂，以区区十数方为主，或加减或合方，以治诸多兼证和变证，诚如柯琴在《伤寒论翼》中所言：“凡汗剂皆本桂枝，吐剂皆本栀豉，攻剂皆本承气，和剂皆本柴胡，寒剂皆本泻心，温剂皆本四逆。小青龙、柴胡，俱是两解表里之剂，小青龙重在里症，小柴胡重在表症。故小青龙加减，麻黄可去；小柴胡加减，柴胡独存。盖小青龙重在半里之水，小柴胡重在半表之热也。小青龙治伤寒未解之水气，故用温剂，汗而发之；十枣汤治中风已解之水气，故用寒剂，引而竭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