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子和治病，总是变化于汗、吐、下三法之间，也就是给病邪以出路的道理。他说：“夫病之一物，非人身素有之也，或自外而入，或由内而生，皆邪气也。邪气加诸身，速攻之可也，速去之可也，揽而留之何也？虽愚夫愚妇，皆知其不可也。……今之医者曰：当先固其元气，元气实，邪自去。……夫邪之中人，轻则传久而自尽，颇甚则传久而难已，更甚则暴死。若先论固其元气，以补剂补之，真气未胜而邪气已交驰横鹜而不可制也。惟脉脱下虚，无邪无积之人，始可议补，其余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，皆鲧湮洪水之徒也。今予论汗、吐、下三法，先论攻其邪，邪去而元气自复也。”
只要有病邪存在，便得使病邪完全撤去，张子和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见解的。当然给病邪的去路，是否局限于汗、吐、下三法，这又不然，张子和在这个问题上已作了明确的解释：他说：“予之三法，能兼众法，用药之时，有按有蹻，有揃有导，……如引涎、漉涎、嚏气、追泪，凡上行者，皆吐法也。灸、蒸、熏、渫、洗、熨、烙、针剌、砭射、导引、按摩，凡解表者，皆汗法也。催生、下乳、磨积、逐水、破经、泄气，凡下行者，皆下法也。此余之法所以该众法也。”
不同的病邪，应给予不同的出路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：“因其轻而扬之，因其重而减之，……其高者，因而越之；其下者，引而竭之；中满者，泻之于内；其有邪者，渍形以为汗；其在皮者，汗而发之；其慓悍者，按而收之；其实者，散而泻之。……血实宜决之。”
又《至真要大论》说：“坚者削之，客者除之，……结者散之，留者攻之，……上之下之，摩之浴之，薄之劫之，开之发之，适事为故。”“微者调之，其次平之，盛者夺之，汗之下之，寒热温凉，衰之以属，随其攸利。”
所以表实证才能发表，使病邪从汗而解；里实证才能攻里，使病邪从泻而解。曾治疗一水气病，全身浮肿，医生一再以真武汤与五苓散合用，浮肿老是不能消退。诊其脉沉细弦，时有微恶风寒的症状，舌苔薄白，知其为阳气郁于表，不能宣发的风水证，即用麻黄附子汤原方，连服两剂，汗出而水肿全消。
另治一痰饮患者，经久服用术附汤已上百剂，不但饮邪不减，反而日渐浮肿，经人介绍来求诊，脉沉弦有力，舌干少津，经长期专益脾肾之阳，阳气鼓激痰水四溢，过在补而不泄，遂投以五苓散重剂，藉其苦降淡渗之性，以导水邪外出，经服四剂后，小便通利，浮肿尽消。
同样是浮肿，却是两个不同的结果。前一证是给病邪的出路不当，该用辛散，而错误地用淡渗。后一证是补而不泄，不给病邪以出路所造成的。
吴又可治病，亦颇注意给病邪以出路的问题。他说：“热不能自成其热，皆由邪在胃家，阻碍正气，郁而不通，火亦留止，积火成热，但知火与热，不知因邪而为火热，智者必投承气，逐去其邪，气行火泄，而热自已。若概用寒凉，何异扬汤止沸，每见今医，……每遇热甚，反指大黄能泄，而损元气，黄连清热，且不伤元气，更无下泄之患，且得病家，无有疑虑，守此以为良法。……盖不知黄连苦而性涩，寒而气燥，与大黄均为寒药，大黄走而不守，黄连守而不走，一燥一润，一通一涩，相去甚远。且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，若用黄连，反招闭塞之害，邪毒何由以泄？病根何由以拔？”
吴氏认为黄连性寒不泄，只能制热，不能泄实，若内有实邪，必资大黄以泄之。若畏大黄之峻，而徒以黄连清之，反将热邪遏住，内伏益深，攻治益难。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，应下出的，不泄之不得下；应外出的，不散之不得外。但是确见有治温热病的，只喜用寒清，而怕用寒泄；治寒湿病的，只喜用温补，而怕用温通。是吴氏之说，足发人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