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西医学都以有形可征人体组织结构、气血津精为其研究对象，都由感性认识升华成为理论，概莫能外。既然理论是从实践中来，即须经过长期实践，反复验证，才能成为相对准确理论。所以实践才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，西医如此，中医也是如此。
不过中医在其有形可征物质基础之上，应用道家哲学思想→逻辑推理，抽象思维，根据病因、病位、病性进行综合分析，总结成为病机，展示医哲结合中医学理，与其西医学理有异。其中哲理思维部分，包含外感六淫、内伤七情病因在内，所生病变，都是脏腑功能失调所致，不能全凭西医检验手段，寻求所需病变依据。
中西医学都以人体组织结构与气血津液精为其生理依据，因其形成理论时代不同，研究方法依据有异。西医借助显微镜与声光电磁等检验手段，能够进入肉眼看不见的微观领域，颇为直观，因此近两百年能在传染病与器质病变方面获得长足进展，作出很大贡献，是其不争事实。
然对气候寒热燥湿，人的情绪异常，影响脏腑经脉，气血津液各种功能失常病变，却是中医优势。中医根据功能失调所见证象，进行逻辑推理，抽象思维，可以分析归纳作出相应病理结论，据此施治，可获良效，也是客观事实。
综上所述，中医不足之处，存在过于抽象，虽可随机应变，学者却难掌握，易学难精。西医在于致病因素认识不够全面，对于气候、情志影响津气异常所致功能失调病变，尚未形成完整配套体系。如能做到中西医间优势互补，即会逐渐合二为一，形成新的中华医学，造福世界人民。中医在其几千年的长河之中，反复实践，逐渐积累经验，
待其可从量变升华成为质变阶段，才由黄帝、岐伯等人写成《黄帝内经》。这一专著从其散漫无归经验之中，升华成为完整理论体系。《内经》如何做到如此程度，细研其理，是据道家天人相应形成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，与其人体有机结合，赋予有形可征的实体。
具体言之，是将阴阳代表人体气血津液精五类流动物质；五行代表体内肝心脾肺肾五脏组织，并将五腑、五体、五官分别归属五脏，而由肝系筋膜连接成为五大系统；再由手厥阴心包（脑膜）延伸出来的手少阳三焦膜腠（西医称为组织间隙）连为一体，归属于脑，成为总统五系中枢（《内经》将其脑膜归属心系以后，才称为心主）。
除此之外，还对致病因素的外感六淫、内伤七情等等一一作了论述，成为中医论述五脏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理论体系。如与西医相比，西医是据脏腑功能分为各系，中医是以五脏组织分为五系，仅此差异而已。
中医认为脏居于内，形见于外。一旦内外因素引起某系发生病变，导致脏腑经脉弛张异常，气血津液盈虚通调失度，必有相应证象显现于外，外在证象就是一切病变辨证依据。根据望闻问切四诊所获证象进行分析归纳，成为病机结论，就能据理立法，依法立方，随证遣药。
中医是以证象为据，进行抽象思维，与其法院审案：要凭罪犯所留蛛丝马迹，才能判断是非。将帅用兵：要凭敌我态势，天时地利，才能决定战略、战术。国家元首：要据国内国际形势、人心向背，进行周密分析，才能制定现阶段的建国方略，施政纲领，虽然对象不同，思维方法则如出一辙。前言证象是其辨证依据，学者必须熟悉各系正常结构、生理功能，发生病变以后常见证象，临证才能以此作为确定病因、病位、病性寒热虚实辨证依据。
我从1962年始，撰写此书，是将古今之方分别归属五系，再加两脏同病一章。如此分类，目的有三：
一是将其组织结构、生理功能，病理改变，治疗方法，选药组方各个环节连为一体，想使学者知道立法组方依据，不似铁路警察，各管一段，培养学者整体观念。
二是想让学者熟悉五系常见证象，临证之际，不假思索，即知哪些证象属于经脉弛张，哪些证象属于气血津液虚滞病变。虽经将近50春秋反复修改，选药组方这一环节，某证当用何药，仍须不断探索。
三是想让学者知道，某方是根据何脏病机为主组成，学后即知某方是治何脏腑病变为主，再将气血津液与其他脏腑相连进行综合分析，不论证象见于何系，都可应用。掌握异病同治辨证方法，而与临床各科同病异治辨证方法并驾齐驱，成为一经一纬辨证体系，而使学者能够应付无穷病变。
上述目的能否达到，均须拭目以待，期望中医同仁通力合作，使其完善。
此篇在于说明中西医学，由于学理依据不同，因此不能以其西医检测标准衡量中医是否科学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中医学理惟一标准。
上述十篇，说明要想中医能够传承，必须增加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温病条辨》、《中药学》、《方剂学》科学时，别无他途。因为《内经》是其中医学理源头；中药是其治病武器；《伤寒论》、《温病条辨》、《方剂学》三科是教学者掌握异病同治辨证方法之师；《金匮要略》是开创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各科同病异治之祖故也。
——本文摘自《陈潮祖医案精解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