黎庇留，字茂才，又名天佑，广东顺德人，岭南伤寒名家之一。黎氏精通伤寒，临证均以仲景大法为本，于临床中通权达变，每能立起沉疴，尤善用经方如白虎、承气、真武、四逆之类救治危急重症，晚年撰《伤寒论崇正编》。其子黎少庇据其遗下的医案手稿整理出版《黎庇留医案》一卷。
黎庇留医案
谭君濂叔，孝廉而善书者也。壬午年（注：1882年）六七月，抱病邀余，云：“初医治月余未愈。盛暑时穿棉袄，戴小帽，而身有微热，随起随过。胃气大减，口不渴，大小便如常，神形疲倦，初非不知其虚也。处方总不外四君、六君、八珍等，愈服而形神愈败。”
余为之诊曰：“此热乃孤阳浮越而然。若散之清之是速其死也。前服之药非不对症，乃力所不及，故虽多亦奚以为？幸药无相反，否则即不堪设想矣。”乃主以真武汤，逐日增重其量。二三日胃气渐增，日食数顿，每顿一小碗。继而热力渐长，略减其衣。再服五六日，可去小帽理发，谈笑自若焉。
时热力渐增，神气焕发，自顾无前此危象，颇引为慰。然家人心急，殊以未能痊愈为忧。适有人荐陈世如医生，其人亦读仲景书，乃延之与余互勘。余为人命计，不得不切实与之讨论，因问曰：“家人所焦虑者，为身有热耳，先生何以教我耶？”陈曰：“此暑气伏热之病也。盖四月间因送殡而感暑者。”曰：“四月感暑，六月始发热，有是理乎？”曰：“伏气也。”余曰：“身热而渴，为暑；何此症不作渴？且前服温药数十剂，近服真武数剂，姜附之量已重达数两，何以病反略减，而热势不加乎？”陈曰：“非体素虚，则温热之药何以克当？”
陈主以小柴胡汤加入桂、苓、甘、术、葛根等。余曰：“小柴胡汤为少阳病之方。少阳病有往来寒热，口苦，咽干。而此病无苦渴，安得认作少阳？”答曰：“身有热而多衣，乃其症也。”曰：“少阳之热是发热，寒是恶寒，而此热不过随起随过，弗能炙手。且棉袄小帽，为热力不足之故。今服姜附而衣帽减去，若系伏气则又何故耶？”陈曰：“余谓感暑，则是实证，顾以平素体虚，所以又能受姜附之剂耳。余今认其属外感，故用小柴胡汤；因其素虚，故加桂苓甘术，可谓面面照顾矣。”
据陈君之言，知其运用经方实无定见，余即不复言。最奇者，陈谓：“此症从未服过消导之剂，今特试用之。”陈去后，家人问此方可服否？余直言不讳，认为是信石（毒药）之方。濂君听余所论，亦颇以陈君之见为骑墙者。但旁人有力主用其方者，岂料一服而下利不止，遂无可挽救。谭君，朱门之高足也，惜哉！谭君临终时，曾有“无颜子之德，而有颜子之寿，盖亦幸事”云。
（选自《黎庇留经方医案》，2008年7月1日人民军医出版社）
赖海标按：
本案属虚阳浮越误治案。
肾阳对人体起温煦、气化和推动作用，是全身阳气的根本。虚阳浮越，是指人体肾阳虚衰，下焦阴寒内盛，逼迫仅有的一点阳气浮游于上（戴阳）、格越于外（格阳），可表现出一种虚性亢奋，病情再进一步则有阴阳离决的生命危险，临床可表现为二组证候，一为浮热证：如面红如妆，自觉发热，脱衣揭被；或昼日烦躁不得眠，夜而安静；或恶热，头汗出；或咽痛，口渴等局部热证。二是虚寒证：如手足厥冷，脉微欲绝，或下利清谷，小便清长，夜尿频多；或腰膝酸软，形寒肢冷；或神疲乏力，男子阳痿、早泄、精冷，女子宫寒不孕，性欲减退；或舌淡，脉弱无力等症。
本案临床表现亦可归为二组证候，一为浮热证：“身有微热，随起随过”。二为虚寒证：“盛暑时穿棉袄，戴小帽”，身寒怕冷症状明显。“胃气大减，口不渴”，胃纳和脾运功能减退，为中阳虚衰所致；“神形疲倦”，为阳气虚衰，不能温煦机体所致。《伤寒论》云“少阴之为病，脉微细，但欲寐”，少阴阳虚，可见无精打采，昏昏欲睡的临床表现。《内经》亦认为阳气对人体生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：“阳气者，精则养神，柔则养筋”，“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”。
本案前医用四君子汤、六君子汤和八珍汤等补益气血，治疗月余，“愈服而形神愈败”，改请黎庇留先生诊治，辨为孤阳浮越，用真武汤温阳敛阴，先从少量开始，“逐日增重其量”，患者胃气渐增，热力渐长，减衣去帽，谈笑自若，神气焕发，可谓疗效显著。奈何家人心急，另请陈氏医生诊治，南辕并辙，辨为“暑气伏热之病”，竟用“消导之剂”小柴胡汤，患者服后“下利不止，遂无可挽救”，致使儒子谭濂叔“有颜子之寿”，英年早逝，令人扼腕。
明代裴一中《裴子言医》有忠告：“学不贯今古，识不通天人，才不近仙，心不近佛者，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，断不可作医以误世。”为医者应以谨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