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中风”一词最早见于《难经》，指因风邪所致的外感病。后世所谓狭义中风的用法最早见于《金匮要略·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》，指表现为半身不遂、舌强难言、口眼歪斜、肌肤不仁等症状的疾病。尽管《金匮要略》首次定义了狭义中风，但并未明确统一“中风”的内涵，《伤寒论》中的三阴三阳中风就不属于狭义中风的范畴。金元以前没有将“中风”确立为独立疾病，主要沿袭《黄帝内经》以来广义中风（因风邪侵犯人体引起的一系列疾病的统称）的用法。金元时期内风理论逐渐兴起，王履《医经溯洄集》首次提出真中风与类中风的病名，“殊不知因于风者，真中风也；因于火、因于气、因于湿者，类中风，而非中风也”。明清时期部分医家承继了王履“类中风非中风”的观点，如张景岳提出“中风非风”，强调“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，原非外感风寒所致，而古今相传，咸以中风名之，其误甚矣”。但是，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，“中风”的学术争鸣始终存在。据《雪雅堂医案》记载，直到张伯龙所处的时代，内风理论与外风理论的争鸣依然激烈，常有医家因不明内风外风之别，而失治误治，延误病情。为此，张伯龙对“中风”的病证名及内外风关系进行了辨析，提出古人在命名“中风”时便指代两种病证，因“中”字而异。一是取“百发百中”之“中”，指风邪外中于人，病情具有由浅入深的变化趋势，还可兼见恶寒、恶风等外感症状或手足麻木、疼痛等征象，而神志无恙，张伯龙称之为“正中风”。二是“美在中也”之“中”，指患者因肝风内动，出现猝然昏倒、半身不遂、口眼歪斜、语言謇涩、痰涎上壅等证，即所谓内风。他还指出《黄帝内经》无“中风”之名，但厥证、瘖、俳均与今人所谓“中风”有关。他还结合张景岳“中风非风”、叶天士“内风旋动”理论，探讨了内风外风之别，提出内风是由木火内动，木动则风生，因而气血并于上，“冲击脑气筋”。木火内动有虚实之分，实火为肝木自旺之火，虚火多由水虚不能涵木制火。关于内外风之间的关系，张伯龙认为二者各有不同，但并非完全没有联系，他认为外风与内风本属“同气相求”，自可相互引动。若内有正气不足或久病体虚，风邪也可直中五脏，引发气血逆乱，肝风内动，出现昏迷不醒、肢体不利的内风症状。《雪雅堂医案·下》第33案患者表现为身热、周身酸麻不可言状、多汗，且腰部亦痛，三四日后出现少阳额角痛、微渴，脉象三部俱浮缓而弦。张伯龙指出此为正中风（即真中风），受病在太阳、少阳也。此证若误治，外风有可能引动内风造成偏枯瘫痪等症状。此外，张伯龙还指出内风初期可能兼见恶风寒等外风侵袭之征象，这一认识与现代临床相契合。有研究者指出脑卒中患者发病前4周，尤其是1周内，呼吸系统感染与缺血性脑卒中发作的关系最为密切。呼吸系统感染最常见恶寒、发热、咳嗽等外感症状。因此，张伯龙强调临证务必明辨内外风，注意内风初期可能出现的外风之象，避免误以外风立论，如若“以古方治真中风药治之，未有不轻病变重，重病即毙者”。
关于中风的病位，《黄帝内经》中虽然有在人体上部、巅顶的说法，但并未论及脑，辨治多以“肝”为中心，后世多沿袭之。至清末，西医学脑主人体运动知觉的理论传入中国，如清代中西医汇通先驱王宏翰于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撰成《医学原始》，书中提出四肢运动由脑决定。清代医家王清任（1768—1831）在《医林改错》中阐发了人的“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”，其认为耳、目、鼻、舌等功能都与脑相关，但未明确脑与中风的关系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清代医家唐容川撰成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，提出“其司知觉运动者，全在脑髓”“非髓能使各脏，实各脏能使髓也”“髓之生于肾，欲补髓者，即从肾治”。同年，张伯龙得遇唐容川，二人经常相互切磋，唐容川的思想对张伯龙产生了重要影响，激发了他证实人体知觉运动由脑统帅的想法，于是他模仿重复了西医的“兔与鹊试验”，分别用锥刺伤兔子的前脑和后脑，观察其反应。前脑受伤的兔子，运动功能丧失，但饮食如常，十余日不死；后脑受伤的兔子运动功能尚存，但遇障碍则跌扑，不知饮食，饥饿致死。张伯龙用实验证实了脑与人体知觉运动确有相关性，并结合中医传统理论对此进行了阐释，提出“按脑筋之说，即《内经》所谓经络、脉络”“经络俱由脑中出，脑如树根，筋如枝叶，根一动则枝叶未有不动者”。他还在《素问·调经论》“气血并走于上，则为大厥，厥则暴死。气复反则生，不反则死”的启发下，提出中风乃因肝阳化风，血冲脑气筋所致。张伯龙关于知觉运动“专由于脑”的实验，虽然今天看来比较粗浅，但在当时却具有重要的影响，对近代名医张山雷、张锡纯中风学术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著名医学家冉雪峰先生评价说：“伯龙能实指其病之区域在脑，实指其昏瞀卒仆、㖞斜不遂等病理，在主管知觉运动神经之大小脑部，铲除过去思想之旧基，启发未来研究之新径，诚难能而可贵……开中西汇通之先导，不宁中风在中国医学历史上实为最光荣的一页”。对于中风的诊治，张伯龙特别注重脉诊的应用。《雪雅堂医案》及《类中秘旨》的382则医案中，共有222则医案记录了脉象，其中99则医案以脉象开篇。他临证之时，先持其脉，脉证相参，以明病机、病性及转归。如《雪雅堂医案·上》第167案，患者两手寸关脉大而数，尺部沉微不见，此脉为“水火相离，阴浮阳脱”之象，结合症状表现，最终诊断为老年肾水亏虚，肝风内动，因而上逆，气血上冲脑气筋之类中风。《雪雅堂医案·下》第157案中，张伯龙凭借患者脉弦滑，诊其为内风痰火上逆，从少阳、阳明论治。《类中秘旨》中患者李某脉右大而左小，寸关大而尺小，仅一息二至，人人俱知此症危重，其僵卧如死，舌不能言，昏不识人，粒饭不进，诸医均以为二三日症，绝无生理，张伯龙细思其脉虽二至，但并无结代，或有可救，遂以龟板一两、生地黄五钱滋阴养水息风，加石斛八钱以清热，又加麦冬、天冬各二钱以润风燥生津液。服药后，患者中风病十去七八，能坐能食。张伯龙通过详辨患者脉象，不仅分析其病因病机，还以脉象直接指导用药。《雪雅堂医案·上》第30案，患者八日不大便，误服攻下药，二便俱闭，腹脐胀硬，烦躁，惟脉虚无力，其宗脉旨拟药，治以高丽参一两、白术一两、淮山药八钱。《类中秘旨》指出真水枯竭之类中风，若出现寸关大而两尺弱的特征性脉象，则为肝肾阴虚所致，万不可用人参、黄芪，只可镇摄其肝，其肝不再动，则上升之血自下，并养其肾水，木得水一滋，亦不再动，若误治迁延，上升之血凝滞不行，脑筋朽坏，即成偏枯之症，重则必毙。尽管张伯龙汇通中西医学，开创性地提出了中风病位在“脑”以及“气血上冲脑气筋”的核心病机，但他在辨证论治过程中，仍然以脏腑气血理论为基础，提出中风的病因病机在于木火内动、肝风上扬，带动气血逆而上冲，导致前后脑筋受损而发病，主张以“潜阳息风，镇摄肝肾”为基本治法，结合具体证候、患者体质等情况灵活加减。如患者表现为突然昏仆，言謇甚则失语，四肢强直，脉弦滑有力等，则属肝经热盛、肝风内动，治以潜阳息风，清肝泄热，常用羚羊角、钩藤、全蝎梢、生铁落潜阳息风、清泄肝热，伍以胆南星、芦荟、石菖蒲、茯神、青黛化痰开窍醒神；若患者表现为昏仆不省人事、眩晕、形体肥胖、脉滑、舌黄苔腻，则为痰火互结、肝风内动，治以化痰清热、平肝息风，常用竹沥、橘皮、半夏、茯苓化痰通络，羚羊角、天麻、钩藤平肝息风；若年老斫丧、五志过极之人，表现为突然昏仆、半身不遂、面色潮红、脉虚有力，则是肾阴亏虚、肝阳上亢，治以滋补肾阴、镇肝息风，常用生地黄、女贞子滋补肝肾，龟板、生牡蛎、生龙齿、磁石镇肝息风；若患者表现为卒然昏仆、大汗、遗尿、四肢厥冷、脉浮大无根或沉细欲绝，则是气虚欲脱、虚阳浮越，治宜益气固脱、温肾回阳、开窍醒神，常用人参、生黄芪、升麻、桂枝、白术等益气回阳，乌豆衣、枸杞子、何首乌、肉苁蓉温肾回阳，半夏、竹沥等祛痰。张伯龙对于中风病机的认识独到，治法灵活恰当，得到了同时期著名医家的认可及赞许。张山雷评其“论证处方，理法清晰，而用药亦朴实沉着，精切不浮”，并在张伯龙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中风治法。冉雪峰先生推其二人为“风门二张”。早在秦汉时期，人们便认识到了地域与人体疾病的相关性。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中提到：“医之治病也，一病而治各不同，皆愈何也？岐伯对曰：地势使然也。”地域不同，环境气候各异，生活风俗有别，人的体质各有特点，患病后的证候表现必然存在地域差异。因此对于同一疾病的治疗，中医学历来强调因地制宜。张伯龙在《雪雅堂医案·凡例》中提到“地有南北之殊，人有强弱之分，病有轻重之别，所以古人用药分两轻重原难预定”“全案粤省居其半，申江、东省者居其半，阅者可以知南北用药之殊”。表明其在诊疗疾病过程中，重视地域之别，体质之异，指出中风病存在南北差异，北方多阳虚类中，南方多阴虚类中。《雪雅堂医案》中的医案诊为阳虚类中者多为北方人或年高中气虚衰之人，治疗多以李东垣、黄元御温补之法，以温补中阳为主，若阳虚不运，化生痰饮便佐以顺气开痰，方药多用补中益气汤、桂枝乌苓汤、黄芪姜苓汤之类。阴虚类中多为操劳精神损耗、年高肝肾虚衰、气血不足、冲任乏藏以及日久耗伤所致。阴虚类中则更易化火、生热，治疗多师叶天士等温病学派甘寒育阴之法，以滋阴息风为主，常用生地黄、玄参、川贝母、天冬、麦冬、阿胶珠、生白芍、生牡蛎、生鳖甲滋阴，以羚羊角、天麻、生磁石、生石决明镇逆息风，以浮小麦、连翘心、老桑枝清内热，以胆南星、石菖蒲、鲜石斛、鲜竹沥、天竺黄、生薏苡仁清热豁痰。现代中医临床研究也证实了中风的地域性差异，有学者提出不同地域气候差异和环境因素均影响其发病，与中风患者的证候分布具有相关性，应该进一步开展地区中风发病的相关因素及证候分布特点研究，针对性地制定中风危险因素的干预方案，从而为健康宣教及卫生资源配置提供参考。《黄帝内经》认为人体体质各有不同。《灵枢·寿夭刚柔》：“人之生也，有刚有柔，有弱有强，有短有长，有阴有阳。”《灵枢·论勇》载“有人于此，并行而立，其年之长少等也，衣之厚薄均也，卒然遇烈风暴雨，或病或不病”，其原因也在于体质有强有弱。张伯龙秉承《黄帝内经》体质思想，在中风病的防治过程中尤其注重体质的调理。如针对平素木旺津伤、阳明空虚、阴虚阳亢、冲任乏藏等病理体质，注重养血滋阴，缓缓调治，以期未病先防。《雪雅堂医案·下》第37案中，张伯龙母亲因生养过多，血海空虚，肝阳化燥，因而时常风阳上扰，常服用养血清肝，佐以化风活络之品，后又月事过多，似有血崩之兆，张伯龙恐母亲月事忽至，而大风骤起，猝然不及救，因而提前为母亲准备了间时调治之方以及风气大起急救之方。现代研究证明，中风发病前病机隐匿进展，从点变线，由微渐著。病因广泛存在，长期作用，营卫失常，影响脏腑百骸，病理因素日渐聚集，风火痰瘀诸邪损害并沉遁血脉，血脉日损，但却沉寂而无声息。因而针对体质进行相应调理以防中风发作具有现实意义。对于中风已愈患者，张伯龙注重病后调理体质，防止病后复发。如针对年高肾水难复患者，经过诊治恢复健康后，虑其年高真阴难复，容易风气骤然再起，故而平时予以滋阴养水之药，温养肝肾之阴，如有内风大动，服用潜阳镇摄肝肾之药；对于痰阻经遂，经络窒塞导致中风的患者，需先以风药转动枢机，痰气祛除后，主以镇肝潜阳、活络息风，待病情稳定后，以清热健脾祛痰之法调理脾胃以防复发。《雪雅堂医案·上》第47案，张伯龙辨其机枢痓碍、痰阻经遂为患，先以惊气圆下其痰涎，后服化痰息风方药二十余剂痊愈，患者素有痰浊内蕴，皆因脾胃气虚，纳运失职，津液不归正化，水饮内生，故患者痊愈后，用《外台》茯苓饮加减为丸调理，健脾化痰防其复发。现代研究也表明，缺血性中风患者因其阴阳平衡状态被打破，气血升降逆乱，若固有的体质偏颇未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节，则易反复发作。所以对已经发生过缺血性中风的患者，通过体质干预降低缺血性中风的复发率具有重要意义”。张伯龙考《黄帝内经》以来诸贤之论，明晰了内外风的内涵及关系，借鉴西医学的实验方式明确脑与肢体关系，衷中参西创新性地提出了“气血上冲脑气筋”的中风病理机制学说，临证诊断方面注重脉诊，确立了“潜阳息风，镇摄肝肾”治法；主张因地制宜，南北分治；还注重调理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。张伯龙的中风学术思想推动了清末民初中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，开辟了近现代中风研究的新路径，为此张山雷评价其“伯龙此论虽若为是病别开生面，实则拨云雾而见青天，始为世界放一光明景象”。